“青山隐隐水迢迢”，千百年来，池河之水绕着凤凰山静静流淌。“箔头作茧丝皓皓”，这里的人们种桑养蚕，在青山绿水间书写着世世代代的勤勉。
33年前，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在河床上淘金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件珍贵的汉代文物——鎏金铜蚕。习近平在上个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就提到过它。如今，这件文物也因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变迁而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沙坑里淘出的珍贵文物
1984年12月，陕西省石泉县池河镇农民谭福全和儿子谭可宝在河水中淘金时，在沙坑里发现了这枚几乎和真蚕同样大小的鎏金铜蚕，周围还有若干枚五铢钱。这件铜蚕如成人小拇指般大小，通体长5.6厘米，上身略微弯曲，头部微微上扬，就像正要吐丝的样子。经专家鉴定为汉代鎏金铜蚕，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铜蚕不大，其艺术水准和制作工艺却极佳。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保管部副主任贺达炘说：“这件圆雕作品细部刻画写实具象，首尾9个腹节，腹足、尾足做得非常精细，连腹部凹痕都清晰可见，那头部上扬的姿态凝固了春蚕即将吐丝成茧的生动神态。”
鎏金铜蚕体现着中国先辈的智慧。鎏金是一种给金属表面涂金的加工工艺，这一技术在战国时期就已非常成熟，在汉代使用普遍。将金箔融化于汞，再涂之于器物表面，经过加热之后汞会蒸发掉，金就贴于器物之上。
记者5月31日在陕西石泉桑蚕博物馆拍摄的鎏金铜蚕雕塑。新华社 陈昌奇 摄
鎏金铜蚕身世成“谜”
鎏金铜蚕为何会在河床的沙石中出现？这样一件与真蚕几乎一模一样的文物，在2000多年前有怎样的功用？尽管专家对此进行了多方考证，但对这件鎏金铜蚕的身世仍无定论，有多种推测。
中国历史典籍中，很早就有关于金蚕的记载，比如晋代陆翙的《邺中记》就曾提到，永嘉末年，在春秋霸主齐桓公墓中所发现“金蚕数十箔……”。北宋李昉编纂的《太平御览》中也提到秦始皇陵里“以明珠为日月，鱼膏为脂烛，金银为凫雁，金蚕三十箱”。
同时，从“春蚕到死丝方尽”到“辛勤得茧不盈筐”，小小春蚕食叶而吐丝，丝尽而化蛹成蛾，这一唯美伤感的意象也使蚕一直为古今诗人们所吟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蚕是丰盈润物、执着奉献的象征，也是羽化重生的象征。贺达炘说，蚕代表着多种意象，这件文物可能是陪葬品寓意重生，也可能用于祈祷和庆祝蚕桑丰收。无论哪种说法，史料中所提到的“金蚕”究竟长什么样子，直到这只汉代鎏金铜蚕的出土，才算有了实物佐证，足见它的珍贵。
一名游客在鎏金铜蚕故里陕西省石泉县桑蚕博物馆里体验传统脚踏缫丝车。新华社记者 陈昌奇 摄（5月31日摄）
见证东西方文明交融
作为和平使者，神奇的蚕见证了东西方文明“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元前4世纪，希腊文献中第一次将中国叫做“赛里斯”（Seres），意即“蚕丝之国”，而那时中国丝绸已传入欧洲很长时间了。了解世界历史，深读中国文化，发现这样独一无二的神奇文物也就容易揭开谜底。
中国的蚕种及桑蚕养殖技术什么时候传到西方、怎样传到西方，一直没有确切记载。但众多流传在丝绸之路上的传奇故事可以印证：人类历史上先进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从未停歇，而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从来都对世界各国人民保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胸怀。
发现鎏金铜蚕的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也被称为“金蚕之乡”。这里湿润温和的自然气候和多山少田的地理条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蚕桑基地。石泉县蚕桑博物馆的讲解员刘红说，石泉县兴桑养蚕的历史起源于西周时期，距今已有2700多年历史，至秦汉时期，石泉所在的汉河谷地已经是“桑柁遍地”。今天的石泉县有桑园总面积7万余亩，全县有养蚕农户8000余户。2016年蚕桑产业总产值达15.36亿元，规模以上丝绸工业产值11.86亿元。
石泉县现代化丝绸厂里，一名工人正在缫丝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陈昌奇 摄（6月2日摄）
在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有很多见证丝路兴盛的文物。上世纪70年代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也是见证古丝绸之路交往的代表性文物之一。其中一件兽首玛瑙杯，无论造型和制作工艺，都具有浓郁的西方特色。“这种漏斗式的盛酒器并不是中国传统的饮酒器具。”贺达炘说，可见在唐代，陕西与丝路各国的交流交往丰富多彩，给百姓的生活方式带来了许多改变。
而鎏金铜蚕的“重见天日”，成为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的见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文明和文化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两千多年来为人类的共同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留下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丰硕的文化遗产。”
“鎏金铜蚕传奇千年，印证丝路情未了！”文化学者肖云儒说：“古丝路从来都是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这其中既有丝绸、茶叶、瓷器从这条通路走向世界，也有宗教、西域物产传入中国，这些都是各国、各民族手拉手共同发展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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