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穿越战火与重重封锁，决心“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探寻红色中国的真相。在贫瘠的沟壑间，简陋的窑洞里，寻常的大槐树下，他窥知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让世界看见中国。90年后，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策划推出“新西行漫记·重走斯诺延安路”系列报道，对照岁月深处的历史文本，见证山河之间的变与不变，聆听黄土地的铿锵回响。
连绵的红砂岩，如凝固的巨浪，蜿蜒于沟壑间。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定没有忘记，红砂岩窑洞里的那个夏天，和闪耀在红军头顶的红星。
否则，他也不会将那顶红星八角帽，从黄土高原带到大洋彼岸，珍藏了整整36年。
后来的事情，一定如这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所希冀的——红星的光芒照亮了中国，红星八角帽回到了中国，他也回到了热爱的“家”。
90年后的夏天，我们再次出发，循着斯诺的足迹，在黄土地上探寻：当硝烟散去，山河巨变，这颗红星，是否依然闪耀？
红砂岩，见证“魔力”
小城志丹，高楼林立，满眼绿意。城北炮楼山麓，草树掩映之中，那凿进红砂岩的窑洞，静静矗立。
“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下面苍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
90年前，也是个酷热的夏天，冲破国民党层层封锁的斯诺，骑着一匹瘦马，走进了保安（志丹县旧称），走进了窑洞。
来之前，他对红色中国满心疑虑——
“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
这一些个“未获解答的问题”，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斯诺找到了答案——
李长林说：“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枪炮、粮食、衣服、马匹、骡子、骆驼、羊——最好的都送去给我们的红军战士！”
写徐特立——但是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到他避难的地方来找他，请他入党。这个老家伙高兴至极，他告诉我，他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
写长征中的红军战士群像——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
“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难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斯诺看到了，“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
山河巨变，红砂岩逶迤向前。
志丹县城向北约50公里，金丁镇金汤村，是斯诺笔下“现代侠盗罗宾汉”刘志丹故里。“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
金汤村党支部书记石延柱的太爷爷，当年曾跟着红军闹革命。到了他这一辈，18岁参军入伍，并在部队光荣入党。
时代变了，选择却没变。
退役后，石延柱回到家乡，看见田垄上辛勤劳作的乡亲，没有犹豫：“村里要发展，离不开年轻人。”
如同斯诺进入陕北遇到的第一个红军战士：“……红星帽下一头乌亮的黑发。在寂寞的山谷中遇见了他，令人安心。”
石延柱回村了，乡亲们也很安心。
“日子越过越红火了！”村民张彩萍掰着指头算账：“去年村里帮我卖了2000斤黄酒，挣了2万多块钱，今年打算再多做点、多赚点。”
“生活越来越便利了！”村民李强坐在院里乘凉，啧啧称赞：“老窑洞焕新了，路铺好了，住着真舒坦。”
夏天的风，丝丝缕缕，轻拂过疯长的庄稼。“既然回来了，就要一门心思带着大家把光景过好。”石延柱话语坚定。
今天，“东方魔力”依旧澎湃如昨。截至2025年底，延安全市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73540名，如同173540颗星星，闪耀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红星帽，守望星火
晌午的日头，明晃晃地扎进红砂岩，窑洞里迎来新面孔。
人群中，南京游客辛宇星驻足于一张照片前：“透过黑白影像，脑海中想象斯诺与毛泽东深夜畅谈的画面，微弱的烛光里闪烁着燎原之火。”
这张照片，是斯诺的得意之作。
那天，即将奔赴前线采访的斯诺，临行前与毛泽东辞别，见阳光正好，斯诺便提议拍照。因毛泽东一时没有合适帽子，斯诺便将自己的红星八角帽，递了过去，并按下快门。
照片里的毛泽东，一扫长征以来的疲惫，目光炯炯有神，恰如斯诺所描述的那般：“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
斯诺离开延安不久，这张照片率先刊登在他所供职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光辉形象，就此传遍全世界。
这些故事，保安革命旧址讲解员石晶晶每天都要讲，每次都深受触动：“正因为有了斯诺留存的珍贵照片，保安的红色历史更能打动人。”
头戴红星八角帽的照片，斯诺自己也拍了一张。站在“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这位31岁的外国青年，眼里透着光。
此后漫长岁月里，他一直将红星八角帽带在身边。直到逝世后，按照其遗愿，亲属决定让它回到中国。
今天，这顶红星八角帽静静在展馆展出。90年过去，帽身已然泛白，但红星的光芒，从未褪色。
洛河峡谷，两岸崖石林立，赤红如血。这是斯诺当年从志丹前往吴起的必经之路。
河畔的胡新庄村，地里的玉米沉甸甸地垂着穗子。64岁的刘志录正侍弄庄稼，消瘦的身影，湮没在即将丰收的玉米田。
这位陕北汉子，让人不由得想起斯诺笔下，那个与其同龄的李姓红军战士——他戴着一顶红星军帽，太阳晒得黧黑的脸，露出了没有牙的笑容。
参军时，老李被劝诫，“你年岁大了。红军生活很艰苦”。他不服气：“不错，我这身子已六十四岁，可是我走路像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我会开枪。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
有着28年党龄的老刘，同样不服老。
一年前的夏夜，暴雨如注。睡梦中的他，被村党支部书记胡金山的电话惊醒：“老刘，桥上好像有辆货车，我过不去，你快去看看车里有没有人。”
他连忙起身，蹬上雨靴，一头冲进黑暗的夜色中。“有人吗——”老刘嘶吼着。十几分钟后，货车上的小伙才被惊醒。“跳啊！抓住绳子，赶紧跳！”慌乱中，小伙错失时机，被卷进洪流。
“太危险，别去！”妻子张琴苦苦劝阻，可老刘已扎进激流。浪头太凶猛，他被裹挟其中，身子趔趄，险些丧命。
好在，小伙抓住河草，安全爬上岸。“多亏刘叔喊醒我，没有他，就没有我！”劫后余生的马刘军哽咽了。
“后怕吗？”事后有人问，老刘却摆摆手：“怕什么？那是一条人命，不救怎么行！”
庄稼汉老刘并不知道“老外”斯诺和红军战士老李。但翻开他珍藏的族谱，最先映入眼帘的，竟然是斯诺当年拍摄的那张毛泽东的戎装照。
刘志录的爷爷刘安堂是一位老红军，1933年加入保安游击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
90年了，那抹星火，像山洼里怒放的山丹丹花，红艳艳的。
红星园，传递薪火
延安人民一直记着斯诺。就在他当年出延安城去安塞的路上，一处山谷间，如今建起了一座红星园。
静谧的午后，蝉鸣不已。红星园内，斯诺的雕像前，红星熠熠生辉。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系学子刘佳荣，沿着红星小路拾级而上。长长的窑洞走廊两侧，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再现抗战时期来自10多个国家、150余位国际友人与延安的深情厚谊。
“以前只觉得斯诺是课本里的名字，今天才明白，是他让全世界看见了延安，看见了充满希望的中国。”延安娃刘佳荣站在斯诺影像前，久久不忍离去。
红星园的创始人马逸飞，是老红军后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2012年，马逸飞受邀参加斯诺国际研讨会，向与会人员分享了他的梦想——建造一座“红星园”，来铭记以斯诺为代表的国际友人。
身边很多人不解，一个商人，为何要耗费心血，投资一个挣不了钱的项目？“这段历史需要被铭记。”马逸飞曾是一名新闻记者，“斯诺是我的偶像”。
“斯诺初来中国时，只是一个普通游客。但在游历采访途中，他看见了战争、贫穷、饥饿、死亡，开始同情中国人民，我们不能忘记斯诺。”马逸飞说。
十余年来，马逸飞耗费心血、默默坚守，让那些冰冷的史料“长”出更多鲜活、动人的新故事，红星园也成为延安开展国际民间交流的重要桥梁、纽带。
如今，红星园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延安大学“三校一园”的合作框架，加入了3所美国高校，扩容升级为“六校一园”的全球协作平台，成为开展斯诺研究的核心力量。
身临红星园，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NancyHill震撼不已：“现在铜像依然矗立在那里，让人感叹时光飞逝。”
离开保安时，斯诺写道：“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斯诺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在采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热爱、对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事业的不懈奋斗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他。”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建华说。
故事，仍在继续。7月初，北京大学副校长初晓波，在燕园斯诺墓前摘下几片桃叶带回延安，秉持着斯诺魂归故土的敬畏，格外希望他能亲眼看看如今焕然一新的延安。
这几片桃叶，在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的建议下，在斯诺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马海德曾孙马铭德的陪同下，“安家”红星园。
马逸飞将桃叶制作成标本，仔细裱装好，安放于红星园最醒目的位置。“我们会永久妥善珍藏陈列桃叶，让每一位到访者触摸这份双向奔赴的精神联结。”
刘佳荣静静端详桃叶，时空骤然重叠：“我们要接好时代接力棒，把红色故事讲下去，把延安故事讲出去。”
夕阳西下，红星园的窑洞，被霞光染成了一片火红色。
（记者 贺秋平 刘彦 刘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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